隋静弘

一

     孙思邈祖师作为隋唐时代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不仅在于他那充满传奇的人生，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所抟炼出的那一块集“医、道、儒、释、数、术”为一体的精博哲思。

众所周知，在隋唐时代孙思邈祖师就以其“高寿、博闻、隐逸”等德行开始被人们“道教神化”，自宋徽宗赵佶封祖师为太古妙应真人以来，孙祖便一直作为“真人”形象被正式视为应世显化的道教神仙一流，而其流传于世的著作也被收编在《正统道藏》里。在历史的流变中，孙思邈祖师逐渐从一个“兼通百家，尤善庄老”的博学之士演变为道教专属的信奉对象，通过研读其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老庄及道教思想在他的整个哲思体系中还是占据着主导地。

二

《福寿论》全称《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相传即为孙思邈祖师所写并被收录在《正统道藏》“正一”部。此篇文章，文字简练但并不古奥难识，立意鲜明，主要就人生的祸福夭寿阐发其以“有神论”为特点的“道教”“人本主义”宗教思想。

（一）道教“有神论”

道教相较于道家、玄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它建构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神仙”——具象化、人格化的超越者体系。明确世界是有神论的，并且人间现实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受到超越之神的支配控制。

虽然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不否认对现世超越的追求，对“神”的描述也屡见不鲜，如《易传》中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言也”，《老子》中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但这些经典中对神的涵义重点在于表达其变化、运动的性质，在于表现宇宙大化的流变不息的生化之妙，而并没有使其成为具有人格形象的超越存在。 

《福寿论》中涉及到“神”的论述，却是很明显的认为它具有人格神的特征。如“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鬼神盖不能为人之祸，亦不能致人之福”，“神而记之，人不知也，夫神记者，明有阴籍之因”“神已记之，人不知也”“造不善之广，神而追之则矣”等，都明确表示在人们现世生活当下的背后都有记录我们生活一举一动的神明存在着，孙思邈甚至还引用《黄庭内景》经来佐证他的人格神的存有，如“主身三尸九虫，善恶童子录之，奏上。”所以在《福寿论》一文中，孙思邈在关于“神明”的认知上，他不同于道家学派的“无人格神”主张，而是作为一名道教信徒，坚定地相信“人格神”的存在与对我们人生世界的主宰作用。

（二）道“教”的“圣人”观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自汉代以来进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个发展进程，这一阶段直到宋代理学的产生才宣告结束。在这一发展阶段中，中国文化相较于先秦时期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百家争鸣”到“三教鼎立”局面的长期持续。道教作为“三教”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宗教，它的很多理论都是来自于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当然它也不失时宜地积极吸收儒家、佛教的文化。正如上文所说道教虽然是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人格神信仰宗教，但它在很多认识上却又是杂糅儒释老庄思想而为一。

孙思邈祖师在《福寿论》开篇就以“圣人、贤人、达人、信人、仁者、士人、凡人、愚人、小人”来把整个人类划分为不同的九种类型，实则这九种人可以大体归类为三种，即“圣人、贤人、达人”是一类，他们对福寿之道能够以“处无为之事”的方式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信人、仁者、士人”是一类，他们虽然不能像前者那样通达了悟福寿之道，但因为他们对追求福寿之道始终保持一种坚定地信念，谨其信守而践行之，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终一样可以不违福寿之道而获得福寿之益，最后则是“凡人（普通人、一般人）、愚人、小人”为一类，他们是不懂福寿之道的人，因为自身的愚昧无知甚至可能因为追求福寿之欲望而走向福寿之理的对立面，反其道而行之。

通过分析孙思邈祖师在《福寿论》中对现世人生的划分，通过分析他在划分不同类型的人时所用的概念如“圣人、贤人、达人、信人、仁者、士人、凡人、愚人、小人”显然有借鉴儒家、老庄的人格论思想。

（三）道德与福寿息息相关

《福寿论》中，首先阐述了这一观点。文章开篇日：“圣人体其道而不为也，贤人知其祸而不欺也，达人断其命而不求也，信人保其信而静守也，仁者守其仁而廉谨也，士人谨其士而谦敬也，凡人昧其理而苟非为也，愚人知其愚而不惮也，小人反其道而终日为也。”意思是说，道德智能极高的“圣人”，遵守客观规律，不做违背事物的事，有才能而德行好的“贤人”，知其祸而不去做，通达事理的“达人”，不离开自己的能力而与生命抗争，具有诚实品行的“信人”，安分守己，不做越轨之事，仁者人也，与人相互亲爱，廉洁谨慎，从不枉为；平常的“凡人”，能知其理而不做不该做的事，愚人就愚蠢在对不该做的事，不畏惧、不害怕，而去行动，无德者的“小人”，反其道而终日为也。孙思邈祖师将人的“福”与“寿”与道德修养密切的联系在一起。

历代养生家对德行修养非常重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养生很有研究，并且躬身力行。他主张“仁德润身”。他认为只有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会心理安定，意志不乱，得以高寿。据史料记载，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知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回曰：“然，知者乐，仁者寿。”接着孔子讲了人有三死：疾病死、服刑死、争战死，这些死的人都与道德有密切关系。“寝处不适，食欲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甘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兵共杀之。”西汉理学家董仲舒说：“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其身自然气血调和，身健而无他疾。孙思邈祖师在《千金方·养性》中告诫人们：“性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内作，此养生之大径也。”

孙思邈祖师在《福寿论》中，通过衣、食、住、行诸方面的具体的现实生活，明确指出了人的善恶标准，道德规范，并将它有机的同“福”和“寿”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在生活中的福、祸、善、恶都是人自为之。他说：“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鬼神盖不能为人之祸，亦不能致人之福。但人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福”与“寿”是生命质量的体现。《尚书》就明确提出了人生有五福、六不幸。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修好德，五日考终命；六不幸：一是早亡，二是多病，三是多忧，四是贫穷，五是丑恶，六是愚懦。可见，在很早以前，圣贤对“福”、“寿”极为重视，深刻认识到人的生命质量的重要。孙真人在《千金要方·养生序》中也阐述了福寿论点，他说：“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又说：“道德日全，不祈寿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说：“德为福寿之本，若其刚恶，不肯好德，柔弱而怠于修养，则祸及随之，而绝福寿根源矣。”可见，积善好德，乃福寿之本。

怠于德行修养的人，由于作恶则祸随身来，自绝福寿之根源。孙真人在《福寿论》开篇围绕着这一主题，分析了各种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古今中外，无数事实无不验证这一真理。所以，孙真人在《孙真人卫生歌》中说：“身安寿永事如何，胸次平夷积善多。”行善积德之人，福寿常在。

（作者为中国道教学院2016级研究生班学员）